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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人格層次的救贖
二、誠信：社會互動的基礎
三、寬容：在愛中接納差異
四、謙卑：從差異走向共識
五、結語：拒絕虛假的合一
一、前言：人格層次的救贖
一九八五年，哈里孫（Lawrence Harrison）出版了一本書：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未開發是一種心靈狀態）: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這部書本來在講拉丁美洲的文化是經濟發展主要的障礙。但今天，我要以這句話來作為分享的主軸。台灣的經濟是已開發，政治是開發中，文化是未開發。並且，今天台灣社會因為選舉所產生的撕裂和紛爭，正是民主文化的未開發所導致的退化現象。歸根結底，台灣要從心靈或人格的層次來挽救起。
今天的台灣在政治上有很嚴重的失望和挫折感。很多人再也不相信政治人物講的話，也對政治失去熱情和期待。它發展下去會有一個結果，就是愈來愈多的人轉向更深沉的文化與心靈層次來面對台灣的未來。過去，政治凝聚了大量的精英與社會資源，但如今，精英和社會資源開始往另一個方向流動。
這可以說是一種退縮、轉進，但也是一種成長。
它意味整個社會已經更真實地認識了政治的有限。
曾幾何時，政治是那樣地被供奉為聖賢之流的偉大事業。難怪柏拉圖（Plato）會說，統治者應該是哲學家。儒家也同樣期待，居高位者應該是君子。但是，政治真的有這麼偉大嗎？恐怕我們得回到奧古斯丁（Augustine）：政治是上帝為罪人的預備。政治所能實現的極限，只是低度的善。政治唯一的救贖，就是人人換一顆心，用「愛」（love）取代「權力的耽溺」（the
lust for power），成為新的生命原則。
奧古斯丁提出來的這一條路，我們不應當覺得陌生。早在民國初年，當時的教會領袖趙紫宸就曾經這樣說過，
中國的腐敗根源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淪喪，而耶穌正是道德的完美表率。基督教在此意義上正「可以成為社會重建的基礎」。基督教可以給中國的最大貢獻，就是讓人人有顆耶穌的心，「使他們因此成個新民族，立個新社會。」
我也很喜歡杜威講過的一段話，他說：
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杜威這個話並不是否定掉了宏觀（macro）層面的政治暨社會改革的需要，它只是強調一步一腳印。這是一種「零碎工程說」。今天的台灣如果要走出當前的困境，必需要有耐心。從每一個人的每一顆心、每一個行動的每一個態度做起。
接下來，我要提出民主文化最重要的三種人格特質，並且本於基督徒的信仰，來看看台灣應該在這些方面有怎樣的改善和進步。文化固然無法全面基督化，但有一些文化的基本價值，卻是基督徒應該去推動和支持的。
二、誠信：社會互動的基礎
首先是誠信。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因為誠實和正直而得到別人的信任。
哈佛大學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有一本名著，書名就叫做《信任》（Trust）。他將信任當作是邁向繁榮與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他說：
（社會資本是）一套非正式的價值觀或規範，一群人共享這套價值觀，因此而能互相合作。如果這一群人預期其他人可靠而誠實，那麼他們就會彼此信任。信任就像是潤滑劑，讓任何群體或組織更有效率。……
社會資本的效益不只是限於經濟層面，也是創造健全的人民團體的關鍵。
所有的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是所謂的「互信範圍」。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家庭凝聚力很強，但很難相信陌生人，公共領域的信任與合作層次也很低，結果造成派閥主義與貪污腐敗。福山特別舉了義大利黑手黨的一個例子。
一個退休的黑手黨老大回憶小的時候，黑手黨父親要他爬到牆上跳下來，保證一定會接住他。一開始他拒絕跳下去，但父親一再堅持，最後只好跳了下去，結果摔到地上，跌了個鼻青臉腫。父親給他的教訓是：「必須學會不相信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父母。」
黑手黨的規範是除了自己家人，誰也不可信任；但在上面這個例子裡面，即使是家人，也不可信任。這樣的社會當然不會有合作。「難怪南義大利是西歐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也一向是義大利政府腐化的根源。」
我在這裡特別要提出來的是，「誠信」這樣的價值觀，跟基督新教有密切的關係。福山就說：
形成社會資本的規範，必然包括誠實、負責、互惠等美德。這些規範跟清教徒的價值觀有很多是重疊的。
另外一位學者英格里哈特（Ronald
Inglehart）也指出：
所有新教傳統的社會在人際信任上要比傳統天主教社會高。……有十九個社會超過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認為，大部分的人可以相信，其中十四個是新教國家，三個是儒教國家，一個是印度教國家，只有一個（愛爾蘭）是傳統天主教國家。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差異呢？關鍵的因素恐怕在於，基督新教有一種很強烈的從儀式、威權和傳統中解放的精神。在人際之間，愈是一種自由平等的互動方式，愈容易提昇人際之間的信任；威權是人際信任的殺手。親子之間是如此，教會同工之間的互動是如此，社會組織的情形也是如此。從這裡可以發現，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與人際信任有密切關係。
這是很弔詭的。民主政治一方面建立在對人的不信任上，因為人是有罪又有限的存在，所以任何的權力必須被監督和制衡；但另一方面，民主又需要互相信任。這種弔詭的狀況，就是尼布爾（R.Niebuhr）所論證的那種情形 ── 人的罪性和不公義使民主政治成為必要，人的自由靈性使民主政治成為可能。
但是，對於信任這樣一種社會道德，跟威權比較起來，更大、更直接的殺手是欺騙、是作假。民主社會透過制衡和透明化來阻止欺騙。遺憾的是，並非每一個民主國家在這些方面都形成了完善制度。
台灣最大的兩個欺騙來源：政客和媒體。導致的結果，不只藍綠雙方對於政客和媒體的所言所行互不信任，整個社會也陷入嚴重的信任危機。可以說，台灣社會的誠信崩潰在政客和媒體手上。這其實已經是長久的現象，但在這次大選過程中，欺騙的懷疑卻落在遊戲規則上（特別是槍擊案），它直接挑戰到公平性的問題，社會才會如此嚴重地撕裂。
該怎麼辦呢？我們到結論的部份再來談。
三、寬容：在愛中接納差異
進一步地，民主文化如果只有誠信，那是不夠的。人再怎麼誠實和正直，彼此之間都會出現觀念、偏好和判斷上的差異。因此需要另一種人格特質，就是寬容。而且，社會愈自由和多元，愈需要寬容。
很遺憾地，寬容完全違背人類大部分時候的歷史經驗。每一個社會或團體，都有其傳統、禁忌、神聖事物、以及所秉持的價值信念。為了維護它們，人類大部分時候採取的都是不寬容。對此，荷蘭的歷史學家房龍（H.
W. Van Loon）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解釋。他說，人是透過「涇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見、共同偏愛、共同恐懼、共同希望和理想」，才聚集在一起的。
人類從來就是「群居動物」，只有當一個人感到自己屬於由同路人結成的某種排他性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都苟合於自己繼承的信仰、偏見、恐懼、希望和理想時，這個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每個集團無論大小，都總是居住在壁壘森嚴的城堡裡。
那麼，基督徒對於寬容的立場是什麼呢？
雖然，基督教在歷史上有一籮筐不寬容的記錄。甚至許多談論寬容的書籍，根本就將教會在歷史上的若干行徑，直接當作負面教材。這固然有點難堪，但基督教因此更應該成為社會的寬容榜樣和見證，不是嗎？事實上，耶穌是寬容的典範。最強烈的證據就是在〈約翰福音〉八：4-7。當行淫的婦人被抓，要被石頭打死的時候，耶穌說了一句有關寬容的千古名言：「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這裡揭示了一個真理，只要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就沒有資格、沒有正當性，去論斷誰是罪人，更不可以拿起石頭去攻擊。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寬容不只是人之常情而已，更是一種罪性。
－－ 一種自以為義的傲慢；
一種缺乏愛與同情的對別人的理解；
一種用真理包裝的暴力。
台灣現在最令人憂心的一個潛在的暴力，就是出現一種新的社會罪人，罪名叫做「不愛台灣」。尤其是選舉的時候，政治天空充滿了石頭。請問，我們可以這樣子定別人的罪嗎？我這一段話特別要說給長老會的弟兄姐妹聽，當我們在使用「愛台灣」這一個概念的時候，要非常謹慎，千萬不要掉入政客的陷阱。一旦「愛台灣」這三個字淪為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它就難以避免地會走上可怕的排他性。
有人覺得忠於信仰的基督徒不可以主張寬容，甚至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因為那好像必須承認自己的信仰不能宣稱為絕對的真理；必須承認一種否定掉任何真理的相對主義。在歷史上，基督教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不寬容的紀錄，原因恐怕就在這裡。我們以為寬容就是跟魔鬼妥協，寬容就是縱容異端。結果，一個最講究愛和謙卑的信仰，卻在歷史上有著最不寬容的記錄。事實上，這是對寬容真諦的誤解。
寬容不是立基於文化相對主義；
更不是因為沒有是非和真理。
如果沒有是非，也無真理，
結果，將只會是冷漠，
不會需要寬容。
寬容，其實正是因為相信有真理。
它更是選擇站在真理這一邊的人
所不可或缺的美德。
在不寬容的那一刻，
人就離開了真理的這一邊。
寬容，最大的理由：
是堅持人只有透過自由的良心，
才會有真正的選擇。
壓制與脅迫所能擁抱的，
只是虛假和教條。
寬容，就是永不放棄地
相信溝通和說服。
寬容，就是耐心地等待
所愛的自己情願。
以前我讀過一句話──「共認差異，但決心去愛（agree to differ
and resolve to love）」。但是這句話我現在無法完全接受，因為它的背後隱含著文化相對主義、甚至是宗教多元主義。我認為這句話很假。一個忠於自己的人，既不可能、也不應該去同意你根本不同意的立場。寬容真正的意涵，絕對不是要你去默認、去同意你不同意的東西，它是要你永遠不放棄溝通和說服，要你耐心等待對方自己情願。用更多的禱告、用更多的愛，而不是粗暴和壓迫。
四、謙卑：從差異走向共識
進一步地，寬容以後又怎麼樣呢？寬容只是承認差異，但是一個社會還得由差異走向共識與合作。一個社會不能只是寬容，然後「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而這就需要謙卑。
Ａ、謙卑的第一個具體表現，是承認自己在「理性判斷上的脆弱性」。希臘的第一個哲學家Thales有一句名言：「忠告他人很容易，瞭解自己卻很難。」（It
is difficult to know thyself. It is easy to advise others.）事實上，我們基督教的信仰最強調的是人的罪性，從這裡我們就必須承認，自己百分之百是個充滿偏見的人。偏見如果能自覺，就不再是偏見。偏見之所以為偏見，正在於不自覺，甚至自以為義。人最珍愛的就是自己的成見，不是嗎？不然，怎麼會變為成見？
有了這一層認識上的突破，差異之間就開始能溝通了。
Ｂ、謙卑的第二個具體表現，是能夠放下驕傲與自滿，對不同的意見設身處地去傾聽和理解。我稱這個叫做「理性判斷上的開放性」。有了這一層突破，不僅能溝通，而且容易有共識了。
哈佛大學的杭汀頓（S. P. Huntington）就特別指出，在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與民主化過程中，最重要而基本的一項人格能力，就是這種「設身處地的能力」。因為，它能超越自我的藩籬，認同別人的角色，並隨時準備與別人合作。另一位學者雷納（Daniel
Lerner）則說，這種設身處地的能力，正是一種所謂的「動態的人格」（mobile
personality）。與此相反的是「緊縮的人格」（constrictive
personality）。按照我自己的觀察和歸納，「緊縮的人格」雖然未必表現為壓制與脅迫之類的不寬容，但卻有以下幾項特徵：
1、對於別人的不同意見和選擇，感到不舒服，甚至很痛苦；
2、對於自己的意見和選擇，充滿戰鬥性；
3、即使是愛，都經常表現為支配和轄制的方式；
4、不喜歡開放式的平等溝通，譬如民主式的會議；
5、強調差異甚於在差異中尋找共識，也因此缺乏折衷調和性；
6、我群（we-group）與他群（they-group）之分極為鮮明。
在這樣的緊縮人格下，社會只會有差異，不會有共識；只會有對立，不會有合作。化解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透過設身處地來實踐「理性判斷上的開放性」。
很遺憾，台灣的選民在這兩方面都嚴重欠缺。我們一方面拒絕承認自己有偏見，還擺出理性和客觀的姿態批判別人充滿偏見。我們沒有打從心裡承認，理性判斷的脆弱性一直存在於自己身上。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不合我們意的媒體和論述，我們不僅關閉了耳朵，而且經由貼標籤予以歸類和醜化。台灣有太多選民只聽某些電台、只看某些報紙，只與某一類政治立場相同的人結交作好朋友，然後將其他不同聲音歸類叫做所謂的「御用學者」、「統派媒體」，泛綠或泛藍打手。如此一來，理性判斷的開放性如何發生？
Ｃ、謙卑的第三個具體表現，是不高舉自己利益的優先性。從耶穌身上，我們看到謙卑是虛己，不強奪，甚至是選擇犧牲或作奴僕。有了這一層突破，不僅能有共識，還開始能協商合作了。
五、結語：拒絕虛假的合一
上面我談了民主文化最重要的三種人格特質，但我必須承認，從心靈和文化層次來改造社會，這一條路的效果絕對是有限的，而且很漫長。更也不能取代政治暨社會的改造途徑。但卻是台灣目前政治改革無望下的唯一選擇。再怎麼崎嶇的選擇都可以接受，但絕對不能選擇放棄。冷漠、疏離、移民，都是最壞的選擇。
這三種人格特質，歸納起來，正是民主社會的三種基本需要：
1、人際互動的時候，能夠因為誠實正直而彼此信任；
2、面對差異的時候，能夠出於溫柔的愛而彼此寬容；
3、寬容之餘，能夠經由謙卑從差異走向共識與合作。
我願意稱它們是「信仰人格」。有兩個理由：第一、它們都是《聖經》所肯定的基本價值；第二、更重要地，如果沒有基督的生命在人的裡面，這些人格特質都缺乏真正的基礎。
教會不能空洞地講合一，卻不要求自己和這個社會作到誠信、寬容和謙卑。有一種人比基督徒更喜歡講合一、講團結、講和解，就是那些握有大權的統治者、那些現狀不改變下的既得利益者。基督徒要戳破這些人虛偽的面貌，強烈地要求自己和這些人作到誠信、寬容和謙卑。沒有誠信、寬容和謙卑，合一是虛假的；沒有誠信、寬容和謙卑，合一是另一種支配。
基督徒與教會應該在台灣社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從公民權的主動性，發展出強而有力的公眾力量，要求自己和這個社會作到誠信、寬容和謙卑。捷克的的作家總統哈維（Vaclav
Havel）曾經出過一本書《無權力者的權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他說，對於社會的悲劇和不幸，我們不能只是歸咎於「階級敵人」或「邪惡的帝國」，每一個人都應該承擔一份責任。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都至少可以做到拒絕與不義共謀。
最後，我要引用英國劍橋大學一位學者歐尼爾（Onora O’Neill）的話來跟大家共勉。「當人們對公民權只持被動的看法時，國家的能力更是有限。」我們可以「從小小的拒絕開始」，它們有可能會引發更大、更勇敢的行動。
我們可以拒絕用政治正確的言語來美化罪行，或為暴虐者獻上尊崇；可以拒絕說謊，並多說些真相；可以拒絕為口號和似是而非的真理背書。
……我們可以停止對那些威脅人民或施行不義的人說好聽的話；可以拒絕吹捧那些恫嚇社會的人，不再把他們說得好像是社會領袖一般。
我相信今天台灣人民能夠作的，是遠遠地超過「小小的拒絕」。我要將這個話獻給台灣的國台語教會。除了傳福音，這難道不是上帝的呼召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