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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新內閣上任了。但似乎由於樂透彩?的熱潮，使得這一波政治人事的更迭顯得冷門，並沒有引起太多注目。但或許其中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民眾對於「改朝換代」趨向冷漠，人們已不再相信換一批新閣員會帶來什麼令人振奮的改變。我們不難觀察到，台灣近年來正瀰漫著濃厚的政治冷漠。對許多人而言，透過媒體所看見的政治舞台上之種種，只是令人厭煩、嘆氣和倒盡胃口。
政治冷漠的三個源頭
過去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人們的政治冷漠，是出於對威權與專斷的恐懼；如今，卻是出於民主化熱潮後的挫傷與落寞。它分析起來或許有三個不同的源頭。第一、是源自於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的落敗。這不僅造成了自己或所屬團體喪失了利益代表人；更意味著一己之選擇與理念的邊緣化。原來，自己或所屬團體的社會位置竟只是「角落」。這種挫傷與孤寂感，通常會讓這些人產生一種疏離「舞台」的冷漠。
第二、政治冷漠也經常源自於期待的落空。即使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當選了，但所承諾的利益與願景卻始終無法實現、甚或漸行漸遠。人們逐漸醒悟，不管哪個政黨或候選人，一旦執政或大權在握，都將因維護既得利益而失去理念與操守。所謂「昔日的革命黨、今日的保皇黨。」甚至，在許多民眾看來，其行徑與過去所批評的對手是同樣低劣的一丘之貉。
第三、政治冷漠更可能源自於政治生態與制度不良所導致的無力感。當然，政權當局無一不期望改革、並呈現出亮麗的施政成績單。但現實的政治生態卻往往極其險惡，而制度性的安排也經常冗長耗時，又有許多框限和內在的邏輯矛盾。這些都使得若干施政的重大突破與改革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再伴隨著媒體的揭露傳播，普遍的無力感於是乎瀰漫並侵蝕著整個社會。
政治的凡俗與極限性
政治冷漠的典型特徵，是心中不再有偉大的英雄和領袖，也不再相信口號與承諾，即使是社會精英以及過去的意見領袖，也對政治失去熱情、夢想與期待。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固然是一種遺憾和警訊；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又未嘗不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心智成長，即整個社會已經更真實地認識了政治的凡俗與極限性。
曾幾何時，政治是那樣地被供奉為聖賢之流的偉大事業。難怪柏拉圖（Plato）會說，哲學家應該要擔任統治者、或者，統治者要有哲學能力。儒家也同樣期待，有德能的君子應該居高位，而居高位者也要有德能。如今，人們終於恍然醒悟，原來，政治是那樣地庸俗與有限，它所適合的其實是李、連、宋、陳這般水平的「四大天王」。它不僅沒有偉大的英雄和領袖，更不容於哲學家和君子。它固然會揭櫫許多使命與理念，但在現實利益與分贓下，那些抽象價值往往是被妥協和犧牲掉的。你我終將認識，政治所能實現的極限只是低度的善，就好像法律充其量只是最低的道德，實在不需要給予它過高的期望與許諾。
文化與心靈改造途徑
這樣的體認其實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心智成長」。因為，它回歸到了政治之所以為政治的本質真相。更重要的，當人們對於政治的認識，洞悉了其凡俗與極限性後，往往會轉入更深沉的文化與心靈層次──
即對於生活和夢想的期望，會改採文化與心靈改造的替代途徑。過去，政治凝聚了大量的精英與社會資源，如今，在對政治的挫傷與落寞下，它們將會逐漸流向文化與心靈的領域，成為構築文化尖塔與心靈高峰的新生力量，並蔚為一股風潮和動能。
這種情形就好像民國六年「新文化運動」興起的背景。當時的知識菁英也普遍地對政治充滿了挫傷和落寞。吵鬧的議會、受賄的黨員、鬥爭的派系、跋扈的軍閥以及賣國的官員，都使得他們產生政治疏離以及參與上的無效能感。因而，對於中國的富強，他們轉而走向教育、思想與文化的改造，來「從根救起」。難怪胡適之會說道，創辦《新青年》雜誌時有一個理念，「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他和「少年中國學會」的一群同伴，回過頭來檢討辛亥革命以來的政治紛亂，都認定中國的問題在於政治變遷已經遠遠超過文化水平。
今天台灣的政治紛亂，問題的癥結點是否也是這樣呢？無論在你我看來此一答案是否真確，在民主化熱潮後的挫傷與落寞下，它必然在台灣成為社會集體的一種心理取向與選擇。確實，台灣已經發展出許多堪為民主重大指標的外在形式，諸如自由選舉、議會政治以及輿論的自主力量等。但無可置疑的，整個社會用以支援政治良化和民主成熟的文化憑藉、心靈素養以及人格能力，仍都是嚴重的不足。這使得許多民眾相信，台灣在一波波民主化的改造、威權顛覆和民族認同的衝突矛盾之後，政治已經走到它的極限，盡頭就在跟前了。唯有靠?文化與心靈層次的構築，才是讓台灣有前途的終極與正本清源之路。
政治的急切性與優先性
然而，文化與心靈的興革，卻只有就長期而言才能算是正確的。因為一方面，政治層次上的問題與衝突及其所衍生的惡果，往往迫在眉睫，並無法等待文化與心靈的構築成熟後，再來加以面對與解決；它必須即刻在法律和制度上作出回應。公共政策的特質經常就在於此，它經常處於現實壓力下的十字路口，被要求明快斷然的處置。而就在此一情況下，文化與心靈這種「從根救起」的方案，經常是緩不濟急，如掘井止渴。
另一方面，在社會整體的發展過程中，政治無可否認地具有支配地位與優先性。它不僅合法地壟斷武力與強制性，更挾其權威和極可觀的資源與動能，有意或無意地帶動或阻撓著社會各個領域的變遷。文化與心靈的層次自然也不例外。你我必須承認，若是政治不良，則文化與心靈的改造恐怕也將是徒勞無功、至少事倍功半。政治其實是一種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在社會整體的發展過程中，經常是屬於「決定項」，而相對地，文化與心靈則淪為被操縱與工具化的「被決定項」。
許多時候，社會民眾、尤其是精英與意見領袖，因為期待政治這樣一股似乎可以摧枯拉朽的威力，於是，改造的希望與途徑又再次從文化與心靈的層次走回了政治。
歷史擺動中的跌跌撞撞
面對此一兩難，孰是孰非？其實是無解的。但回顧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地在擺動 ──
從對政治的熱望，擺動到挫傷與落寞，再從文化與心靈的方案，擺動到期待政治摧枯拉朽的力量。從解決當下的現實問題，擺動到終極與正本清源之道，又再從緩不濟急的困窘中，擺動回來面對壓力下的燃眉之急。歷史一方面呈現出政治的極限只是低度的善，另一方面也刻劃著政治對社會發展的支配地位與優先性。似乎，任誰都沒有辦法告訴我們答案是什麼，好讓歷史的鐘擺停止下來。
除了矛盾，在這樣的歷史鐘擺中，人更是充滿了無奈。因為，在以個體主義掛帥的今天，人能夠為自己理性地抉擇道路，卻無法主導社會集體的命運。故而，許多時候，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歷史隨意擺動，任憑我們期望它回頭或修正，它卻總像是一條不歸河般地大江東去。每個人都不時會覺得，自己在歷史或集體命運中是渺小、甚至無助的。
每一個體對於自己的抉擇，通常可以預期它的結果；但個體之間所交織而成的集體，竟然對每一個體而言都是陌生的。歷史於是只好在各種可能性中摸索、並跌跌撞撞，就好像一隻蠻牛。因而，歷史的鐘擺向來是不規律的。如果有一天終將醒悟，那摸索也值得。但往往只是換另一批人所交織而成的集體繼續跌跌撞撞。
政治該不該冷漠？或者我們應該對之寄予熱情厚望？答案只有在跌跌撞撞的歷史擺動中──答案隱藏在「集體」的盲目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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