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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研究這個議題的契機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幾個台灣佛教團體做環保的論述：他們為什麼要做環保，他們怎麼做環保，而這些東西跟基督教思想又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我的論文還是處理佛教，因為剛好我自己本身是基督教徒，我父親是牧師，所以我從小到大一直有機會接觸基督教。很多人知道我這個題目的時候，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基督教徒，怎麼去研究佛教？」在我做博士論文的過程當中必須一直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會問我：「這樣你會不會有偏見？因為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去研究佛教的環保，是不是要攻擊佛教或怎麼樣？」類似的問題層出不窮。
我覺得我做這個論文不單純是學術好奇心而已，不僅是因為對學術的好奇而投入這樣一個議題。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熱門的議題，當初我在做的時候顯然不是，現在好像也不是。為什麼我會去做這樣一個題目，我想從這裡開始跟大家介紹我在做論文時候所涉獵到的有關基督教跟環保的議題，以及我自己博士論文的一部份，研究幾個台灣的佛教團體怎麼做環保的過程。
我的本科是生物學，我是東海生物系、東海生物研究所畢業；我在唸研究所的時候是在阿里山抓山老鼠，研究動物生態學，那時大約是80年代。80年代是社會運動在台灣正蓬勃、社會在轉型的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所以那個時候什麼樣的運動都有，環境運動是其中的一環。我們現在看到在台灣所有關於環境的做法，基本上萌芽茁壯的時期大約是在80年代、90年代初。那個時候我有幸在東海唸書，我的老師林俊義對這一部份非常的執著，也非常的有興趣；他在東海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按表操課，常講一些社會上的問題，不斷的談論環境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我想我是在那時候受到啟蒙，所以慢慢的覺得我開始不只是關心老鼠或者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雖然是念生態學，但是那個時候很多的經驗，讓我覺得如果要做關心環境的工作，基本上要對人有興趣；再加上自己宗教的背景也對神有一種渴望，因此在做這些事情上才有動力。在那個時候我已經埋下了對這些事情的想法、興趣；然而，雖然我對這個社會有興趣，但基本上還只是興趣而已，好像放不進學術研究的脈絡裡面。我認為我是一個關心環境的人，後來有機會到英國去唸書還是走生物學這一條路。
我在英國碰到的第一個指導老師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叫Sam
Berry，是生物系的教授，常常在英國的學術界引發一些論戰，認為科學無法否定聖經上的奇蹟，他把文章登在Nature這類的期刊上，也寫信連署英國頂尖的科學家。他研究演化論，在課堂談到演化論其實和基督教沒有衝突，是一個新達爾文主義者；那個時候我覺得有機會和他一起學習滿好的，後來因為獎學金等等的問題我沒有辦法再跟他一起學習。第一次念博士的時候因為沒有錢遭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我就回台灣來工作幾年，然後1994年再去。1994年能有再去的機會我覺得或許是一個奇蹟，因為我一直是在生物學的領域，我也夢想能很快的在生物學的領域出類拔萃，那當然是年輕時的夢想。大約90年初的時候，生物科技還沒那麼紅，但當時已經在發展生物科技重要的基礎，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些演化學、遺傳學、生物分子學一定會紅，所以一心一意想去念這些東西，就申請美國的學校。後來，紐約大學給我一個offer讓我能夠去念演化遺傳學。
那時，我那位英國的教授，是地理系的老師，竟然傳真給我一封信，問我要不要一起討論宗教及環境之間的關係，他說他現在對宗教徒的環境觀非常有興趣，因為我提出申請時也同時寫信給她，她給我兩個題目，另一個是GIS地理資訊系統的題目。當我看到這個題目簡直嚇呆了，因我覺得在台灣這種隔行如隔山的學術環境裡面，不太可能讓一個完全沒有相關背景的學生去念，起碼要修個碩士，或是相關的學科，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宗教學都沒唸過，怎麼可以處理這樣一個題目。可是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我從來沒有夢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機會去念博士，我覺得或許是一個奇蹟，所以我放棄紐約大學的獎學金，就自費跑去英國念這個學位。
我到英國問我老師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真的適合嗎？我實在是沒有什麼信心，沒有背景，他說你就念到不能念為止，於是我就拼命的念，感謝上帝我還是念到了，不過念到的只是一個有限的成績而已。當我涉獵進去以後，我發現這個領域非常浩瀚；歐洲的訓練是獨立思考的訓練，一直唸書然後和老師討論，我的老師說你愛看什麼就看什麼，我去才曉得他對這個領域根本一點都不懂，只是有興趣而已，竟然這樣可以收學生。他說：「我也不懂，我只是覺得這個應該是滿有意思的題目，我很有興趣，那你來做做看」。這顯然是很冷門的題目，然後我就開始一本書一本書的念，從我比較熟悉的背景開始，我比較熟悉的背景是生態科學的部分，然後開始去接觸一些環境哲學、環境主義、環境思想的領域；念了之後，才發現我做為一個環境保育人士的信念開始動搖。
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覺得自己就是環保人士，愛護自然、愛護環境，反正我們的目標就是和地球和好、和環境和好，然後努力拯救地球這回事而已。結果念了那些書以後發現不是這樣，因為環境主義還有分各種流派，背後還有各種意識型態，可以說是從左到右通通有：從政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各種立場，通通可以有他們的環境觀，而且彼此相衝突，彼此鬥爭。在英國的博士資格考不是叫做qualified，叫做upgrade，要提出論文計畫書然後考試；主考官問我能不能說一下讀書心得，我記得我第一句話告訴他我以為我是個保育人士，結果念一念我覺得I
got
lost，然後他們就哈哈大笑，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大概說對話了，果然也沒錯，因為其實環境主義是非常分歧的，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左派的、馬克斯主義、保守的立場等切入，然後去談環境觀。之後我才慢慢的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去回想當初我會想要研究這樣一個題目的動機，基本上還是建立在我覺得我是一個保育人士，希望宗教的資源可以為保育所用。
宗教的資源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宗教神學的論述。有很多的比喻在談論自然和人及神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可以去找到一個人和自然適當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去感動那些宗教徒會比較容易？因為你和他說生態資源他也聽不懂，你和他說上帝說我們是管家他就懂了。這只是當初一個單純的想法，宗教裡的資源一個是宗教論述，那就要從倫理哲學的角度切入去做這樣的事情。第二個是宗教裡有非常豐富的社會網絡，教會、寺廟，如果達賴喇嘛出來號召一下說我們都來拯救地球是不是更快，比我們幾個環保人士在那裡跳跳跳更有用？或是教宗出來喊一喊，是不是大家就會改變他們對環境的態度？那時候只是單純的這樣想。
不過開始做以後就發現：要叫教宗或是達賴喇嘛怎麼講？如果環境主義本身都是分歧的，怎麼樣才是一個好的環境、怎麼樣是人和自然好的互動關係，都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或是做法的時候，那要叫達賴喇嘛怎麼講？這就變成我論文的主軸，我花很長的時間唸書，然後慢慢去瞭解這個事情，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從宗教中尋找資源來做這樣的工作。當然那時都還只是學術上抽象的思考，我後來比較多的時間是放在考察實際的宗教團體是怎麼做這樣的工作，而比較沒有著重哲學的探討。當我接觸到這些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的時候，我開始覺得這是非常浩瀚的，當然說這話是自暴其短，但我也必須坦承告訴大家這背後牽連到學術的傳統，包括科學和基督教的關係。我是在地理系念博士，老師們也不太希望做純哲學的探索，希望能做一些經驗性的研究。所以我後來才把方向轉向考察，在實際的時空脈絡下，看看哪一些團體如何建構他們的環境觀。
宗教論述和環境發展的關係
今天有些大學已經注意到這樣的問題，也開始在研究。哈佛大學的宗教研究中心已經出了一系列宗教和生態學的書。台灣的學者杜維明最近這幾年很深刻的討論儒家怎麼和生態學對話。這是跨學科的工作，一方面必須要有很深厚的人文哲學的訓練、涵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瞭解生態學。現在我們可能把生態學的部分想的過度簡單，沒有意識到原來生態學背後是這麼複雜的，而且曖昧，甚至有分歧籠統的狀況在裡面。
嚴格來說，全球環境運動窄義的談法，大概是在5、60年代，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特別是在60年代的時候，有一些西方社會的環保人士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在社會中大聲鼓吹；當他們在鼓吹環境的災難或是環境問題的時候，總是帶著一種末日的景象，後來的學界就把這些人稱為環境的末日先知，例如Rachel
Carson在60年代所寫的《寂靜的春天》，在描述DDT對自然造成的迫害時，給人一種末日的景象，那是她去世兩年前寫的最後一本書，用非常強烈比喻性的手法寫的；後來這本書造成很大的震撼，在西方社會也成為環境運動的經典。
不過我們看見在那樣的歷史脈絡底下，環境的問題也有意無意的和宗教比喻連在一起，Rachel
Carson本身就有非常強烈的宗教背景，她的祖父是長老會的牧師；她的書除了《寂靜的春天》之外都是滿寫實的，在寫實裡蘊含了她對自然的敬畏，有宗教的情操在裡面。在60年代西方社會搭配著反主流運動對西方社會價值的批判，例如披頭四，導致多元的、五光十色的社會運動。如果要批判西方社會價值的話，基督教絕對是跑不了的；有一些環境主義者覺得基督教把人和環境二分，這樣的態度導致西方社會在60年代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當中的一些災難。
當然這樣的說法也有問題，不過在那時候似乎形成了主流的看法。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加州大學的歷史學家Lynn
White寫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性根源〉，那篇文章登在Science科學期刊中；文章中主要批評基督教是整個價值的根源。文章面世之後基督教的護教團體也出來開始打筆仗，總共有上千篇文章來回應這文章，大概很少有文章可以引發這麼大的論戰。不過這些事似乎和台灣人沒什麼關係，因為也沒人知道Lynn
White到底是誰，文章在說些什麼，基本上即使在歐洲也沒受到那麼大的影響，論戰影響的層面比較是在北美的學術圈裡面。他是一個中世紀科學史的歷史學家，他的論證不是基督教直接造成災難，而是基督教促成科學的發展，然後科技發展進而對當代社會造成傷害。
在這個脈絡底下，60年代開始對環保有不一樣的做法，有一種環境保護的做法就是救瀕臨絕種動物，譬如說玩具店一樓的絨毛娃娃最大隻的都是瀕臨絕種動物，例如貓熊、花豹、海豹。在英國非常強調生態保育，因為英格蘭幾乎沒有荒野地，基本上都已經開發，可是英國人就對他們鄉間的美景非常著迷，他們覺得這樣一個地景也應該列入生態保育裡，所以不只是保護動物、植物、不同的物種，更要保護一個生態系、一個景觀。
不同文化對於自然的想像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就像法國的羅浮宮，法國人喜歡又直又大的景觀，可以看得很遠，然後兩邊都直直的，一種非常雄偉的氣勢，樹也修得直直的，這也是一種對自然的看法。在巴黎的自然博物館有座有名的博物學家Buffoon的雕像，坐在一個石子上面，他的臉面對巴黎自然博物館，他的神情是凝視的，一種轄治自然的態度流露不已。我們也可以從這裡探討對科學的批判，科學背後其實蘊含著對自然的控制，全面的瞭解，將不確定性降到最低的做法。弱肉強食，達爾文的演化論裡也常提到競爭，不一樣的自然裡的關係其實也常反映在社會的關係上面。
環保後來變成一種風尚以及消費的習慣，用來玩賞奇風異俗。例如倫敦的soho區裡面有些商店，用熱帶雨林做為賣點，進到裡面會聽見叢林的聲音，鳥叫，還有大蟒蛇在動，雨林的景象其實就是所要販售的東西。這牽涉到在西方環境主義發展中，一個很重要和基督教有關的影響，就是後來的環境歷史學家在探討的：西方人一直有一種慾望要尋回失去的伊甸樂園。所以當17、18世紀帝國擴展的時候，熱帶的島嶼、無人島嶼、或是一些原住民的島嶼，總是會被想像成沒有罪的伊甸樂園，希望這些東西能保存下來，因為西方和熱帶島嶼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對照，西方是墮落的、文明的、需要被拯救的，可是那些熱帶島嶼裡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純真，值得珍惜。所以有一些環境保護的概念背後隱藏了一些基督教的想法在裡面，要去尋找失去的伊甸樂園，這些概念後來被移植到都市裡成為這樣的景象，他們對於這種奇風異俗的東西感到非常大的興趣，希望去保存他。可是在保存的過程卻忽略了當地人可能不是這樣想的，他們可能也有互相殺掠的習俗在。所以當環境學家或歷史學家在探討環境主義的時候，常會受到宗教的影響，西方社會基本上還是受到基督教的思想影響。
剛剛不斷的在說明：其實環境主義背後都蘊藏著不同的價值觀，這些環境價值觀基本上都和所在的環境有關；換句話說，某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底下，會醞釀出他們對自然的看法。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回頭檢視基督教的發展就很難說基督教只有一個唯一的環境價值觀。例如荒野地，基督教有與現在環保運動相反的例子，在西方中古世紀的僧侶看到荒野就要夷平，變成良田，將樹砍掉，因為那些森林都是魔鬼住的地方，上帝不允許讓魔鬼住在那些地方，所以要把荒野變成良田，有生產力，不要荒廢在那裡。可是在當代也有一些基督教神學家強調荒野有其價值，也從約伯記裡引了許多經文。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不同階段的基督教歷史發展，產生對環境不一樣的作為。
三個台灣佛教團體的例子
我的論文越做就越心虛，本來想找到一個普遍性的、涵蓋性的倫理價值，後來覺得可能不應該這樣，應該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在1994年的時候剛好台灣的佛教有一個論戰，台大哲學系的哲學教授楊惠南先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當代》，批評慈濟和法鼓山環保的作為，筆鋒非常的犀利；他自己也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覺得從佛教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易行道，只做做容易的，卻沒有看到環境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例如財團、資本主義、政治的問題，而只是在做支微末節的工作，例如資源回收、回收破銅爛鐵等。過了幾期，就有一個大陸學者叫陸揚，寫了一篇文章反駁楊惠南。事實上楊惠南一心一意想建造一個佛教環境倫理觀，他只是希望從佛教的經典當中建立一套佛教可以提出呼應現在環境運動、環境思考的哲學倫理基礎。
最近一期的《當代》剛好在講台灣佛教，裡面又有一篇林朝成教授回顧當時論戰的文章，這個論戰就成為我博士論文很重要的發展。當時楊惠南想處理的是從佛學哲學的角度，建立一個佛教的環境倫理觀。我的研究取向比較是從社會性的考察：到底在做什麼樣的環保？怎麼做？背後認識的基礎在哪裡？所以我的論文裡處理三個佛教團體：慈濟、法鼓山、關懷生命協會。關懷生命協會比前二者小多了，但影響力不會比較差。
我採取的比較是參與式的研究，就是和他們一起做環保，去瞭解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的事情。我個人在參與這些行動當中，覺得他們給我很多的感動，也不完全像楊惠南所說他們做的事是易行道，真正要做還挺難的。
慈濟
首先談到慈濟。慈濟做三種環保運動，一是資源回收，一是種樹，和生態有關，第三個是掃街，和清潔有關。只要有抗爭性的活動像反核，他們都不參與。慈濟的資源回收運動從90年開始，我從94年開始參與。有一個師姐向證嚴法師說慈濟應該參與垃圾減量的工作，當時證嚴法師聽了以後也受感動，在之後的開示也加入這樣的看法。基本上證嚴的說法很簡單，她說資源回收就是惜福，慈濟人都應該知福，也要惜福，也應該造福。這不只是在環境保護、資源回收上，他們的各項事業都非常強調這個理念。有趣的是「福」的概念到底是不是佛教的？這是中國人的概念，我很懷疑這不只是單純佛教的概念。但是證嚴就用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說明「知福，惜福再造福」，從這樣一個概念展開他們的行動。
我在和他們一起行動的時候，才發現台灣真是一個很奢侈浪費的社會，我曾經到一個公家單位去回收，收到一箱箱沒用過的十行紙，問為什麼要丟，他們說因為明年的預算又編了，放著也是佔空間。我們還撿到未拆封的衣服，也丟出來。我從慈濟的機關報中統計調查發現光做資源回收，四五年間就能收到上千萬元，所以說這真的是福。證嚴說垃圾變黃金就是這個道理。懂的人就知道這些是資源而非垃圾，真的是黃金。
慈濟最重要的做法是「做中學」，你要學習就先去做，在做的過程中就學到了。例如分類，就做嘛，在過程中就領略什麼是資源回收、什麼叫做人和自然的關係。這裡面也有一些論述的建構。我自己在環境運動中也感到過去我們在做環境教育必須先考試，先上課，後來發現考滿分回家反而未必會做，認知和行為是分開的。
慈濟不僅是做中學，在做的過程中還有社會關係的營造，他們非常關心這樣的事情：不是一個人做，而是扶老攜幼，安排一個清潔日，全家出動；他們常有淨山，淨水的活動，到後來變成家族聯誼。有人說做環保有三個功能：大目標是拯救地球，第二是家庭和樂，第三是身體健康。我們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也在建構社會關係。有一個老先生說他的太太幾年前就過世了，他太太過世的那一段時間老先生每天搭公車，到總站之後再換另一輛，中午就隨便吃，然後繼續搭公車，每天都是。後來他女兒覺得這樣不行，就把他帶來慈濟做資源回收，結果他說他身體也變好了，也認識很多朋友，他過年也和慈濟一起回花蓮，師父發紅包，他感動的流淚。環保不只是一個知識道理而已，是一個行動，行動連結到個人生活的脈絡裡。慈濟很成功的將這些營造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我也參加過一次他們的環保義工聯誼會，現在回想起來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操作，有非常好的攝影機架設，在大禮堂的最前面有兩面電視牆，整過過程是這樣的：一開始有人帶手語教唱慈濟的歌，接下來是環保見證，見證的是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約莫是說她身體越做越健康。然後師父開示，第一句話就是：如果這位80歲的老太太都能做這樣的事，在場的人就都沒有藉口不做。這是很有說服力的話，大家都覺得就是如此。這個論述就是透過日常生活去活出來。我也發現這些佛教團體在做環保的時候彼此也有意區隔，做法也不太一樣，他們從宗教的資源、經典當中，或是經典的詮釋，彼此在區隔。
慈濟在說的「福」，到底是不是佛教的概念，這個還很有得辯論。因為福會聯想到功德，但功德還是比較屬於民間信仰的層次。證嚴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說我對你好是因為我的大慈悲而不是我欠你的。所以佛教在說這些的時候必須和功德區分開來。可是福的概念卻又有很濃厚的功德的想法在背後，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覺得做環保是在累積福報，如果是空的話，就沒有所謂累積的問題了，這裡面有很多可以探索的有趣問題。
法鼓山
聖嚴基本上是一個學者，所以他們會重新詮釋經典；他們特別從「淨土」的概念入手，聖嚴不只在理論上說「人間淨土」的概念，同時也在發展。聖嚴的著述非常多，大家因為他出的一本《心靈環保》而叫他環保和尚，他在法鼓山前後推動了好幾種環保：生活環保、心靈環保、禮儀環保，最有特色的是禮儀環保。聖嚴在禮儀環保中提到像是燒紙錢、喪禮大吵大鬧、電子花車，這些通通是不環保的，而且不是佛教的東西，所以佛教徒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他從人生中重要的儀式去改革，一個是喪禮，一個是慶生，一個是結婚，提倡聯合奠祭、聯合慶生及聯合結婚，有聖嚴的祝福等等。用這種簡單的、以集體的方式進行人生重要的儀式。這些和環保的關係，環保人士說這些很牽強附會，為什麼跑出一個禮儀環保，說這些是不環保的然後要改革。我覺得他比較大的意義是對佛教的儀式進行改革。當佛教徒參與環保行動的時候，這些法師去營造一個新的、社會的概念，透過這樣去營造自己的色彩、自己的教徒，是很積極的在建立社會。基督教好像一直從社會退縮，佛教卻一直進入。
法鼓山的信徒連用水洗碗等都非常講究，不輕易浪費。聖嚴也強調環保就從這裡開始，特別強調從心的改造開始。這就是楊惠南批評的，他批評說就只從個人的身心改變，卻沒有看見社會結構面的問題。和他們吃飯，滿辛苦的，非常嚴肅，不能嬉笑怒罵。吃完後碗裡的油要加入清水再喝掉。有人覺得噁心，但他們說這油本來也是這餐飯的一部份，也有營養，為什麼要浪費。這是生活環保的一部份。這個教團去engage一個新的概念，藉當代的社會關懷，重新塑造他們的教團，再和其他教團區別。
關懷生命協會
與前二者做法不太一樣；前二者都是在既定的規範裡，而且不和政治衝突。證嚴說我們要關心政治，但不要涉入政治；意思是說你作為社會的一份子，要關心政治，但不要走上街頭，也不要反政府。這基本上是這兩個教團的主調，也可能是台灣多數佛教徒的態度。但不是說所有的佛教徒都這樣，昭慧就不是這樣。她帶頭抗爭和靈糧堂槓上，準備自焚。關懷生命協會是始於90年初反剉魚的運動，昭慧聯合天主教神父與基督教牧師。他們對外不說自己是佛教團體，但是秘書處絕大多數都是虔誠的佛教徒還有出家人。他們以強悍的態度，從佛教的教理討論環境這些問題，並且開始介入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修法，他們極力反對飼養白底猩，結合其他環保團體到立法院抗爭，進行國會遊說的工作，還有反核。這是前二個團體不會做的，因為這已涉入政治。關懷生命協會整個主題是繞在「生命」上，從他們的刊物可以看出昭慧法師的論述也是繞在佛教的教理上。
楊惠南的文章引發論戰後，佛教就開了一個研討會，很可惜之後討論就沒有了，整個佛教在理論上沒有太大的進步，但在實踐上我們看見慈濟、法鼓山及關懷生命協會分別走出不一樣的路。當然也不只這三個團體而已，像是佛光山也有環保行動，但做法不同。
小結
我的論文著重於佛教徒如何談環保、做環保、以及這些和基督教的關係。說到這裡其實和基督教似乎還是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勉強要下結論，或是與基督教對話的可能性，只能說：當這些團體介入環保行動的時候，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科學的批判，只是抓到社會環保關懷的理念；沒有從生態危機的方面去討論科學技術、工業化、現代化的問題，及其底下基督教的文明及其錯綜複雜的關係。某一個方面看，佛教只是在挪用環保運動作為建構佛教現代化的方法，挪用作為佛教在台灣社會發展的基礎。
在80年代戒嚴時期，宗教是被國民黨控制的，不可能被改變，當時的佛教是強調個人修行。80年代以前基督教勉強和佛教維持均勢，但90年代整個社會解放以後就不一樣了，佛教的力量大的驚人，不斷的找尋社會定位，環保也變成他們可以進行的一個場域。就當時看來他們和基督教是不用對話的，他們做自己的環保，教團已經贏得社會的肯定，但若再深層探討下去，不一樣的環境關懷如何抉擇，價值如何彼此對話，顯然無法忽視環境思想背後與基督教牽連的關係，必須要進入這個脈絡。然而，目前佛教徒所做的環保工作已經有很多值得基督教界去學習，譬如證嚴的「做中學」等，這些東西不止是學院的，我們目前應該做的是營造一個可以讓基督教和佛教在環境關懷上對話的平台，基督教需要做的可多了，不管是經典的詮釋或教會實踐的部分，這方面台灣教會有做的是非常非常少數，似乎都是跟著現代社會的主流在走。
今天的演講與其說是介紹宗教思想中的環保觀，不如說在討論現實的台灣社會脈絡中，宗教的環保觀是如何建構而成？希望這種較為社會性的探討能夠拋磚引玉地，引發更多在宗教環境觀的探討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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